天博体育官方平台入口关于我国生态治理的若干理论思考（2）要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生态意义，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显著的亲生态属性。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最重要的理论特征，是揭示了私有制对人和自然实施着“双重剥削”，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存在则实现了人和自然的“双重解放”。由于稳定性、低逐利性和有利于保障国家宏观调控目标实现的优越性，相较于非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往往能够做出亲生态的最优选择。

　　政绩观，是关于什么是政绩、怎样追求政绩的看法与观点。这其中，什么是政绩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其答案直接决定了后一个问题的导向。在新发展理念得以落实、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领导干部必须在思想上对“什么是政绩”这一问题进行再认识。习总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当前我国基本国情、社会主要矛盾和国际地位“三个没有变”，启示我们发展仍是“第一要务”。当前不少地方的实践证明，盲目关注GDP数字的旧政绩观往往与追求发展的初心及新发展的理念背道而驰。其所引发的一些不良后果实在令人忧心，如：GDP上去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了；金山银山到手了，绿水青山失去了；信奉数字能出官，出现了各地区GDP总额的加总远高于全国GDP总额的怪象；污染和治理污染都能创造GDP，于是“先污染天博体育官方平台入口、后治理”成为了一种路径依赖如果对“什么是政绩”这一问题回答的不科学、有偏差，“追求政绩”的实践就必然会盲目、会抓瞎、会让人民群众不满。实现领导干部政绩观点的飞跃，需要领导干部从“唯GDP论”转变为突出新发展的理论导向。改革发展的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要求领导干部要戒浮戒躁、恒心恒行。树立新政绩观，就是要用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科学发展理念取代浮躁、短视的庸俗发展理念。党的以来，习总反复强调“敢于担当”是好干部的标准之一。政绩观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着领导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有学者提出，“在环境问题面前非常脆弱的个体需要一个更为集权天博体育官方平台入口、高效、强势的政府以应对危机”。[4] 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套新的、完善的、更加科学的判定标准与经济核算体系，来测算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绿色化程度，这也是生态治理题中应有之义。随着对生态文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重视名义GDP与绿色GDP之差距，对于今天的生态治理的重要性。绿色GDP减轻了环境损害、资源消耗带来的损失，挤干了GDP中不应有的水分，有利于在制度上遏制政绩行为的短期化倾向，应当成为新政绩观所追求的目标。“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一个地方生态治理得好与不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领导干部决策的科学与否，以及能否摆正“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位置。领导干部重新认识政绩，就是要把“中央看什么”、“人民群众要什么”和“自己做什么”结合起来，树立“久久为功”之念，多做利长远、惠民生的事。2010年，《人民日报》头版“今日谈”栏目曾发表过署名“云杉”同志的文章《右玉县们的政绩观》，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山西右玉18任县委一任接着一任干，终将沙丘变青山的感人故事。由此可见，生态治理需要领导干部树立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执政理念。当发展的质量与发展的速度同步提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博体育官方平台入口、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数量减少、干部群众之间鱼水深情增加，政府就能凝聚起更多的力量，顺利实现生态治理的目标。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党对于“发展”这一命题格外关注，先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新发展理念这两大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值得关注的是，“协调”这一理念既是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之一，也是新发展理念的理论范畴之一。具体到生态治理领域，落实好“协调发展”，指的就是要统筹人口、资源、环境这三者的协调发展。在这三者中，人口问题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党的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都对人口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较大程度的调整，这对于我国的长期发展有其必要性，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然而，场上出现了一种不协调的声音，很尖锐地提出必须全面否定过去的一胎政策，下一步将全面废除计划生育。习总不久前指出，“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不会根本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不会根本改变，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必须长期坚持。”人口急速膨胀会导致生态负载过重，但人口政策的制定，需要对人口与环境的关系进行综合理论分析。

　　第一，制定我国的人口政策，必须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尤其要统筹考虑资源、环境压力问题。在西方国家，由于人口基数小，西方资源环境经济学并不主动将人口问题纳入研究的视野，而这套理论却被生搬硬套到中国来，必然会与中国的实际水土不服。经济学很早就关注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人口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超出它的限制，这是由限制本身决定的，或者确切些说，是由设定这个限制的那同一个基础决定的。”